随身码的使用便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概念之下所为的一个行为，随身码可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行政行为，[22]但从权力归属上讲，它是对行政执法权的演绎。
相比信息公开的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这种监督仅存在于行政机关特别是制定开放目录的本机关内部，并且对其处理结果的后续监督也并未作出规定。在社会主体的开放申请符合形式要件时行政主体就应当受理，可以对是否受理的裁量形成较为刚性的约束。
[59]尤其是在依申请开放制度中，社会主体本身就是程序的重要参与者，这种秩序的构建更加具有现实基础和功能发挥空间。[14] Edward S. Dove,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Open Data, A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Society, Vol.12, No.2 (2015), p.157. [15] 参见莫于川、郭庆珠：论现代服务行政与服务行政法——以我国服务行政法律体系建构为重点，《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第64页。保证政府对数据开放目录拥有确定和调整的空间是发挥数据服务功能的要求。[22]应对社会多样化和专业化需求，提升数据开放的服务能力应当在职能专业化的同时注重规模的集约化，实现小而精的治理模式。在一系列的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和实践活动中，地方立法多倾向于原则性的规定，赋予了政府在决定数据开放中过大的裁量空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据开放的实际效果。
首先，政府部门对涉密和敏感数据是否进行脱密、脱敏具有决定权。[38]无论是申请条件或是开放条件，概括性规定本身从源头上赋予了政府裁量空间，加剧了政府与社会之间本就不平衡的力量对比。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下面以《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这一行政规章为例[35]，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的具体适用加以描述。经过必要性的审查，可以为立法主体确定一个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规制手段，但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即这个规制手段对公民个人利益造成的侵害超过了其所追求的立法目的，甚至是侵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权利，继而使立法目的变得不值一提，此时就需要均衡性审查登场。从权力的扩张性、强制性等特征出发，需要对这种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进行再限制，以防止公民权利遭到国家权力的过度侵害，继而达致人权保障之目的。更何况，如果在适当性审查中就设置一个高标准，将立法主体的裁量权限缩在极小的范围内，那么后续的必要性审查和均衡性审查还有何存在的必要呢？相反，应当在适当性审查中采取一种介入严（完全实现）与宽（实质关联）之间的中度标准，即手段只需要部分有助于目的实现即可。
有的地方是结合政策话语中的一些表述来进行阐释，如是否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是否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等。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立法的本质就是为社会中的各个主体提供一个行为准则，以立规立据，稳定社会秩序。
实体裁量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内容上的一种选择。从字面上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标准是合宪。必要性直接将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置于观察范围之外，只是对那些经过适当性审查所挑选出来的手段群依次进行比对。至于对相对人权利侵害的大小，禁止乞讨明显是一个侵害最大的手段。
因为在必要性的规范内涵中，不仅有侵害最小这一要求，而且还暗含着相同有效性这一意思，即侵害最小并非必要性的唯一考量因素，相同有效性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润滑作用。甚至在大连市有名的五星级大饭店门前不远处，有时竟同时坐着十余对母子向行人强行乞讨……这严重影响到大连市的城市形象，有伤大连风景、有碍行人观瞻。[31]参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理论与实务》编写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35页。从域外角度来看，美国的违宪审查由法院负责，在审查上采取多元审查基准，即根据法律所涉及的宪法规范中基本权利的重要性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
不管法律被安排的如何巧妙和有用，只要不符合正义，就该被取消。因为必要性所要求的权利侵害最小并不能直接简单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最小。
这其中，适用客体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对谁适用的问题，适用场域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何处适用的问题，适用规则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如何适用的问题。（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在这些不同的审查基准中，合理性就构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审查内容。并且，立法主体在该内容板块上的裁量权运用也相对困难，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及价值取舍较为复杂。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中的裁量权的治理，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侵害。但国家机关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实践中要具体化为不同的主体角色，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12]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现实需要，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授权立法，包括因行政管理需要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特区发展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改革试验而开展的授权立法等。私主体一方是被管理者，无论是在法律赋予的地位上，还是在各种资源的事实掌握上，都弱于作为管理者的国家机关。
因为现代社会较之以往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为利益的多元化，价值相对主义又使这些多元利益几乎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正当性基础，利益格局总体呈现出一种平向结构，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态势越发明显。[9] （二）形式要件：立法的权利限制之功能 如前所述，在共同体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机关可以对公民权利施加一定限制。
因为公平正义是人类源出的、基于本能而产生的价值理想，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有时候立法也会直接表明权利限制的意思。
[11]参见[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均衡性则要求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应合乎一定比例，不能出现严重失衡。
据此推断，立法价值应是指立法对象与立法主体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立法所承载的价值追求。比例原则背后隐藏的也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个人利益进行限制），比例原则的适用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目的是实现公私法益的均衡。对于立法而言，它要求立法机关选择的规制手段必须有助于增进或者实现其所追求的规制目标。比例原则的任务是对公权力主体限制基本权利时的手段裁量加以限定。
比例原则的适用目的是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求得平衡，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恰到好处，公民权利的受损也要恰如其分。这里的听取意见是一种立法程序制度，至于具体采取何种形式进行，立法主体是享有裁量权的。
[40]参见刘权：《论必要性原则的客观化》，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在我国，《立法法》第3条至第6条分别规定了立法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即依宪立法原则、依法立法原则、民主立法原则、科学立法原则。
这就给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空间。具体而言，科学立法原则主要是从内容方面对立法提出的一种要求，关注事实性问题以及立法目的达致的手段问题，涉及的是立法的合理性，亦即立法裁量权的行使问题，而宪法原则、法治原则以及民主立法原则为价值性原则，并不涉及事实性问题。
[32] 2．合宪性审查机制 作为新创建的一项宪法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机制所要解决的是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合宪的问题，主要发生在法案的实施阶段，目的是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权威。但是，这一所需究竟是多大程度呢？是需要达到完全实现？还是部分实现？抑或只需要实质关联即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的是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立法裁量权的问题。[17][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当性审查，主要是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42] 于《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而言，其立法目的可以转化为公民的环境权或良好居住权，其手段则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存权。一般而言，对于一个立法目的，会有多种规制手段可供选择，这是立法裁量权的内容所在。
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虽然这是一个很难具体量化的指标，但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已经摸索出一套可供必要性审查参考的标准，即能够通过事后监管的方式实现目的的，就不要采取事前监管的方式。
（一）适用客体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15]参见徐爱国：《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4-12页。
